冼星海：xiǎn xīng hǎi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艺术人生
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危机服务。
在日前演出的当代舞剧《冼星海》结尾，这段话出现在舞台大荧幕上。
冼星海，中国民族新音乐事业的先锋，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一生坎坷，却心忧天下、一心报国。走近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去感受他怎样从人民中汲取创作养分，用音乐与时代同频共振。
他于悲痛中升起了挽救祖国危亡的信念
冼星海出身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在他出生前，父亲已去世。1905年，冼星海的母亲孤身一人在一艘船上生下他，因家境贫寒身边一无所有，唯有朗星满天、海平无际，故而取名“星海”。
穷苦家庭出身的冼星海，自小便懂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纵然生活艰辛、食不果腹，他还是凭借着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勇敢追求自己的音乐绮梦。
酷爱音乐的少年冼星海，刻苦钻研音乐，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渐渐享有了“南国箫手”的美誉。他先后在岭南大学附中、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半工半读。1928年，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小提琴和钢琴的冼星海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
“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冼星海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写道。因此，他号召学习音乐的人要“好好地用功”，要“做一个真伟大的人，不是做一个像伟大的人”。与此同时，冼星海在自己历经苦难、理解社会的基础上悟出来，“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因此，“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自此，“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冼星海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于当年冬天前往巴黎求学。在巴黎的最初几年，为谋生计，他勤工俭学，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看守电话的用人……这些活计，冼星海都做过。繁重琐屑的工作之余，他才能抽出仅有的时间学琴、读谱、练习作曲。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已经很累，回来又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冼星海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眩晕，连人带菜都摔倒在地，被骂了一顿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巴黎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青年冼星海在门窗破裂的一间七楼斗室中点灯熬油，写下三重奏《风》。此曲经电台播出引发关注，冼星海因而结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随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成为杜卡斯的学生。
回忆这段往事，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打着颤，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已，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
每个人在他生活中都经历过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观、消极，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先和子孙，想到祖国和全人类，他就得到信念和勇气。
“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冼星海写道。
在巴黎，冼星海喜欢看法国国庆游行，国歌声中民众爱护祖国的热情，猛烈地敲击他的心灵。他于悲痛中升起了挽救祖国危亡的信念，立志要做扎根于中国的音乐。
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歌
巴黎学成归国后，冼星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全民族抗战爆发，他加入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苏州、南京、洛阳等地进行抗日文艺宣传。之后又转战武汉，深入学校、农村、厂矿、部队，推广和指导群众救亡歌咏活动。在此期间，冼星海创作了《救国军歌》《游击军歌》等充满爱国激情和战斗热情的抗战歌曲。
他后来在评价自己这段音乐创作活动时说：“我的作品那时已经找到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
1938年，冼星海应鲁迅艺术学院师生邀请，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
在延安这片根植于群众、遍布希望曙光的土地，冼星海的艺术生命迸发出了惊人能量，一个又一个音符从他笔底流出。他创作了《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作品，发表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音乐论文。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也诞生于此。他用歌曲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用音乐为抗战呐喊，成为时代的号手。
冼星海坚持“到群众中去”、“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要求，实现了毛泽东给鲁迅艺术学院提出的“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的目标。他十分热心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延安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辛勤奔走的足迹。冼星海有很好的西洋音乐的底子，他也热爱中国民间音乐，在延安，他热心搜集陕北民歌，他认为民歌是一个大宝藏，对于发展中国的新兴音乐至关重要，“吸收过去优良的民歌形式，灌以新的内容，再进一步，以新内容新形式的一种创作方法，归并一致，打破传统封建的、半封建的写法及其习惯，使我们能实践新兴音乐的民歌，能在世界乐坛上占一席地位。”
冼星海认为，作品要让人民接受就必须采用人民熟悉的音乐语言，他深入挖掘民族音乐语言，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喜爱。
在创作《黄河大合唱》时，冼星海多次请词作者光未然和战友们向他描述黄河的壮观景象与渡河的惊险场面，并学唱黄河船夫的号子，以体会黄河的气概和力量。在他心中，人民就是抗日的汪洋大海，像黄河之水势不可当。尤其是船工拼命划桨，冼星海刻意作了反复唱三遍的处理，以表达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激昂的吼唱，轰动了延安，传遍了中国，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在冼星海的创作动机中，最根本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无比热爱，这也体现出他作品中最突出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观念。冼星海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他常常这样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唤醒被侵略、被压迫、被奴役着的人民，使他们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他特别强调新兴音乐中的救亡歌曲对抗战的作用，认为救亡歌曲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这些歌曲最终成为了合乎人民审美需要的战斗号角。
“我们就得一起努力，去保卫那比自己母亲更伟大的祖国”
在留下传世名作的同时，冼星海仍然在艺术上不断探求与拓荒。“我为建立中国的新音乐奋斗了多年，这种音乐必须真实地表现人民的心灵和具有新的形式、新的和声。”他在日记中郑重地写下自己的追求。“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
冼星海始终强调“普遍的音乐”，强调音乐的艺术性、思想性与群众性的结合，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他说：“在抗战期间，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作曲者应该大量产生抗战的歌曲，增强抗战的情绪。”
1940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冼星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去完成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与配乐工作。然而，突然爆发的苏德战争，让他受困于国门之外。在蒙古和苏联的五年间，冼星海不顾疾病缠身和战时的艰苦生活，坚持创作，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写下了多部管弦乐组曲以及许多声乐和器乐作品。他在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运用民族风格的音乐主题、结构形式和打击乐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可贵的大胆的尝试。
在对故土的深切思念中，冼星海在病榻上完成最后一部作品《中国狂想曲》后，病逝他乡。
冼星海曾对母亲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是耻辱的，祖国的孩子们正在争取让那青春的战斗的力量支持那有数千年文化的祖国。我们在祖国养育之下正如在母胎哺养下一样恩赐，为着要生存，我们就得一起努力，去保卫那比自己母亲更伟大的祖国。”在弥留之际，无法回到自己祖国的冼星海，就像在苦苦寻觅母亲的孩子，但他也把自己最后的热忱全部回馈给了祖国母亲。
正如舞剧《冼星海》总导演肖向荣所言，冼星海这个人物，越是深入越觉得他的一生是漂泊的，他的使命是与生俱来的，他的信仰是执着和忠诚的，一位杰出音乐家最后客死他乡，生命最后一刻还挂念着祖国，期待着中国的美好未来，令人动容。
当他无数次徘徊在国境线外的时候，当莫斯科漫天飞雪中生命渐渐流逝的时候，他的内心在牵挂着什么？在太多无法割舍的人和事里，一定有新生的女儿和正迈向新生的中国。冼星海在无尽的、一波高过一波的人生磨难中，从未放弃自己深沉的爱、理想与信念，并用自己一生的心血，浇灌出为人民的不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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