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王羲之的书法曾被誉为“尽善尽美”和“古今之冠”。其书中的美韵，至今仍是书界努力探讨的课题之一。历史上出现这样一位精深博大、影响深远的书法大家，必有其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个人条件；其艺术成就，亦必有后世不能重复甚至难于企及之处。
在我国历史上，就学术精神的高昂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局面，可以与其媲美的，就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在诸种艺术中更能代表当时的高度成就和时代精神。
汉朝曾经有过鼎盛的时期，但至东汉末年已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到了极点，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汉王朝终于在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中瓦解了。接着是持续数10年的三国割据。司马氏用残酷的手段从曹魏手中夺取了政权，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不久就爆发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与此同时，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建立自己的政权。西晋在凄惨中灭亡，晋室和部分中原大族南移，建立起东晋政权。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其精神支柱儒术，也走入繁琐、神秘和虚伪的谶纬经学，信其者日少，人们开始从老庄学说中去寻找解答，于是玄学成为当时哲学思想的主流。
在东汉王朝的衰亡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庄园经济和世家大族成了新的社会支柱。儒学主张“有为”，故容易为掌握了统一政权者所利用；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玄学主张“无”和“无为而治”，更容易为没有能力掌握统一政权而又颇有政治经济实力的世家大族（或称门阀世族）所接受。玄学的流行还有一个现实生活的原因，即汉末以来，连年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亦互相残杀，又曾有大的瘟疫流行，这些都容易给人们造成一个世事变化莫测和人生无常的印象。这种情绪也更接近老庄思想和当时传入不久的佛教精神。
魏晋时期重视的是人的才能和智慧，即所谓“唯才是举”，所以人物品藻大为流行。由对人物才智的重视转而成为对人物才智乃至气质、仪表的赞赏，以致形成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政治、社会的要求转变为审美的要求，审美要求再进而成为艺术的表现。这种转化现象虽然许多社会阶段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但魏晋南北朝却表现得尤为突出。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饱含各种社会矛盾和思想矛盾，同时又有着昂扬的创造精神的时代，作为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王羲之正是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故他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他的艺术创造，都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
王羲之，字逸少，小名吾菟。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即公元303-361年，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北）都乡南仁里。西晋末年移居江南，晚年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市）。王羲之出生的家族琅邪王氏，至少从汉代开始就已是有名的官宦世家。
《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幼讷于言（说话迟钝），人未之奇。” 据《世说新语》和《晋书》记载，王羲之长大以后，一改少时“涩讷”之弊而变得“辩赡”（能言善辩），并以“骨鲠”（耿直）为人所称道。成人以后的王羲之，由于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以及家庭出身和教育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充满着各种深刻的矛盾，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仕宦和隐逸的态度上。
王羲之虽无意仕途，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官宦生活中度过。在任职期间，他看到当时官吏的腐败现象，也想过一些解决办法，但并不顺利。他还在一封信里对人表露当时的心情：“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①可见他为官是同情人民和廉明尽职的。
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遁世，从夙夜忧及倒悬的百姓到“卒当以乐死”变化如此之大，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即同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某些生活方式直接有关，他的思想是所谓儒、道、释杂糅的。关于儒家思想：王羲之的家族世代为宦，特别东晋以来，和东晋王朝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使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在他从政期间，和他的书信当中，关心社稷安危、关心朝政得失、关心民众疾苦等，都表现了他积极的用世思想。关于道家（老庄）思想：王羲之家族很早就信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即“天师道”，由张道陵在东汉顺帝年间创立，因入道需出五斗米得名，奉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原来主要在农民之中传播，西晋以后，士大夫中也有人入道。王羲之信奉“五斗米道”最典型的自我表白是其《誓墓文》。如其中曾说：“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老子曾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语。是在说明，他的誓墓行动符合老子教导。“周任之诫”出于《论语》。周任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说，能做的事，应该尽力去做，不能做的事，就应该停止。羲之认为他的做法也不违背儒家精神。关于佛教：有不少材料证明，王羲之晚年还是相信佛理的。在王羲之的书信中还有“欲穷‘本无论’小进也”。“本无论”是佛教的基本理论。由于佛、老相扇，更加深了离世脱俗之风，这在王羲之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至于清淡、讲求仪表、服食、游山玩水和对生老病死的特殊敏感等当时贵族中流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好尚，亦无不在王羲之身上有明显的反映。
王羲之的家庭地位和社会现实，多元的学术观念和社会风尚，特别是其玄学思想和追求潇洒的风习，以及他丰富的知识、清醒的头脑和骨鲠的性格，使他的思想和行动充满着矛盾，但积极、乐观、真挚、热情始终是其主要方面。有些社会风习（如“服食”、“清谈”等）对其实际生活也未必有利，但却熔铸了他那千古独绝的书法艺术。下面我们就其书法艺术进行探讨。
传说王羲之7岁学书，12岁，见父枕中有《笔论》，“窃而读之”。其母认为他年岁太小，不能理解，父旷亦说；“待汝成人，吾当授汝”。但王羲之认为：“使得成人，已为莫学”，即长大再学，已经太晚。于是旷乃“语以大纲，羲之学功日进”。卫夫人看到他的字后对人说：“此小儿必见用笔诀也，近观其书，便有老成之智”。
据记载，王羲之的书法教师有两个：一为王廙，一为卫夫人。王廙是其叔父；而卫夫人，可能是其姨母。王廙书法风格偏于古朴，而卫铄则极为妍媚，这对王羲之寓古雅于姿媚书风的形成当有直接关系。
关于王羲之书法的历史地位和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他有个自评：
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②
他的自评，基本上符合实际，但比较起来，在三贤的关系上还是庾肩吾和张怀瓘说得比较具体和深入。庾肩吾说：
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③
张怀瓘认为：
（王羲之）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亦犹钟鼓云乎，雅颂得所。④
庾、张评论，具体指出了三人各有优胜之处又都有所不足。他们提出的天然和工夫、古雅和华美、精熟和生拙，都是相对立的重要美学范畴，正因为它们相互对立，所以兼得困难，但他们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庾肩吾将他们三人同列为“上之上”，占据最高品位。孙过庭又加上王献之，誉为书中“四贤”。这些评论，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还有一种评论，是将王羲之加于各家之上。如《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为“古今之冠”。羊欣谓之“古今莫二”。从现存作品和对后世影响来看，的确无人可以同王羲之相比，故誉为“书圣”，是有道理的。
王羲之在书坛享有崇高声誉，占有至尊地位，在我国，可说已普及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但是真正理解其书艺的人并不很多，正如张怀瓘所说：“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学；其理隐而意深，固天下寡于知音”。⑤所谓“道微”，是指王羲之对书法之道的理解和掌握，已经到十分精微的程度；所谓“味薄”，是指王字虽较妍美，却不浮艳甜俗，不为浅薄的人所喜爱。所谓“理隐”、“意深”，自然是指他的字比较含蓄，其理趣深沉，不在表面。换句话说，王羲之的字，体系博大，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又比较内含，所以不易了解。全面了解王羲之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确实不易。下面试从三个方面作些分析。
1.博精诸家，创造新体：
王羲之大约除篆书之外，无所不擅，且无所不精。羊欣说他“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晋书·王羲之传》说他“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张怀瓘《书断》列其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在书体的广泛性上，大约只有他的儿子王献之可以同他媲美。
王羲之不仅全面继承了各种书体，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一种新体，从而取代了钟、张的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羲之在兰亭修禊时所作一首诗的最后几句是：“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他在万殊皆均、群籁参差中独选“新”字适应自己，说明了他的志趣和生活态度，也说明其书法创新绝非偶然，而是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王羲之在钟、张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体是没有疑问的，但他创造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新体，还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以具体作品来看，张芝已无可靠作品传世，同钟繇作品比较，王书确是较新颖、流便。如《黄庭经》、《乐毅论》，特别是他的《姨母帖》等，虽少数字的结体和笔画仍残存隶意，但整体说来已属一种更轻便妍媚的体势，其新意显而易见。至于《平安》等帖，假如摹拓失真不是太多，则隶书笔意就已经很难找到了。
2.笔力雄健、诡谲多变等形式美方面：
笔力雄健是王羲之书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一文中谓：“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王字遂以雄健为人所称。古人喜用龙虎来表示阳刚之美，以后“龙跳虎卧”几乎成为王书的代称。也有人不认为王字具有雄强之势，而认为雄强应属于像某些北碑那样见棱见角的字，这是一种过于表面的看法。其实，传世王字中除少数有争议的字（如《兰亭序帖》）和少数摹拓失真的字外，多数字都具有一种内在骨力，换句话说：王字比较厚重、坚实。这成为王字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故有无骨力或骨力大小成为鉴别是否王字和传真程度的一个标准。
诡谲多变是王字的另一重要特点。《别传》说他的字“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然万象，无以加也。”唐太宗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形容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至于《兰亭序》中二十几个“之”字个个不同，更是大家熟知的美谈。
王羲之不仅每个字、每个字的点划变化莫测，就是每篇作品之间，也常常出现多种面貌。既有长于妍媚的作品，也有显得雄健甚至古质的篇什。有的比较平易，有的则颇为森严。或者这些特点交错出现于一篇作品之中。依具体作品说，《姨母帖》、《行穰帖》和《丧乱帖》比较，面貌不同，《丧乱帖》和《平安帖》比较，亦有很大区别。其他如《初月帖》和《十七帖》、《寒切帖》和《远宦帖》之间，也莫不如此。有些帖差别非常之大，几若两人所写，惟于神采之中才得见相通之处，显示出书法大家的善变本领。
3.王羲之书法的时代风貌和个性特点：
书法自从成为独立艺术之后，就像其他艺术一样，无不以反映个性精神为主旨，而个性精神又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后人曾将几个重要书法时代的特点作过如下概括：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其中又以“晋尚韵”最为人所称道，以至使晋字得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为一个时代文化的杰出代表。但是究竟何为晋韵？其主要含义是什么？似乎又尚无公认的界说，且有一种颇为朦胧、玄渺的色彩，故不能不多费点口舌：韵字古为“均”字，“均”是一种乐器，用以调音，故有的辞书上释韵为“和谐的声音”。后来转用于非音乐的人的精神领域，就释为“风致”、“情趣”等，但这种解释显得过于质直，未能反映出音乐原有的流动性和艺术魅力，也就有另外一种解释，如宋人黄庭坚释为“有余不尽”。近人周汝昌先生引申为“意味悠长不尽者为‘韵’。”⑥个人认为，它较生动地指明了“韵”字用于艺术领域后的特殊内涵，也很适合表达难以捉摸的晋人思想和作风的神情面貌。
如前所述，晋代的主导哲学是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玄学尚无，无则超旷空灵。由哲学境界转为艺术境界，其理想就是“澄怀观道”、“超以象外”等。在书法艺术上表现为潇洒、飘逸、机敏、变幻莫测。总体来说，书法作为反映人的精神的一种艺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字确实显得特别突出。
尚韵的精神和书法的素养是晋人共有的普遍现象，并非王羲之所专有。但是只要我们比较一下晋人的作品就会知道，正是王羲之，也只有王羲之才把“晋尚韵”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使他成为“晋尚韵”的杰出代表。王羲之书法风格和艺术成就的许多方面几乎都可以在他的思想和生活原型中得到印证。例如，《世说新语》载：“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而梁武帝评其书说：“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这与其书、其人是何等相似！王羲之的生活做派，未见详细记载，而《晋书·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他在生人面前，特别是在选婿这样严肃的时刻竟能坦腹而食，毫不在意，亦足见其不是一个拘于生活小节、畏畏缩缩的人。
王羲之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抱着真诚的态度。对待书法，自然也会以书写同于自然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但是王羲之也并不满足于纯客观地对待书艺，把书法看成纯技术性的，或纯自然的，他在《自论书》中说：
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
王羲之掌握了娴熟的技巧，但他不满足于此，从其思想和作品看，能做到“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即身体、技术与书法融为一体。书须有意，而意要深邃。一般说，书中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哲学观和人生追求才具有深度。
尽管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深远，然而，他的书法作品也曾经过几乎被埋没的厄运。王羲之能有今天这样的历史地位，能有这样多的作品流传，同两个皇帝在关键时刻的大力提倡直接有关。
王羲之逝世不久，其子王献之的“新体”开始风行，再加他的弟子羊欣成为晋末和刘宋时期的书法权威。当时，王献之、羊欣书法风靡一时，而王羲之、钟繇等人的“旧体”则逐渐被人遗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王献之的字比王羲之和钟繇的字漂亮，所谓“古质今妍”是“数之常”，“爱妍薄质”是“人之情”。这是一种偏离艺术标准的片面看法，但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梁武帝是位有见识的书法鉴赏家，他以反潮流的精神批判了那些片面观点，重新阐述了钟、王书法的价值，使钟、王书法得以复兴。但是他认为王献之的字不如羲之，羲之不如钟繇和张芝。至唐初，唐太宗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他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论，于是首开独尊王字的先河。并广收王书，使王字得到空前普及。唐代以后，北宋四家、南宋高宗赵构、元代赵孟和清代乾隆皇帝等有影响的人物都是王字的爱好者和提倡者，王字在书坛的影响至今不衰，自然同这些权势者的提倡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王字本身的艺术质量发挥作用。
王羲之的书法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到个别人的批评。如唐人张怀瓘对羲之真、行书皆名列榜首，评价极高，但对其草书，则认为“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故将其草书排在张芝、献之等七人之后。唐韩愈在赞颂《石鼓文》的诗中亦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总的说来，梁代以后，王羲之的书法虽也曾受到个别人的批评，但从未形成一种力量，可以说，经过一千余年的考验，王羲之的书法在艺术上是站得住脚的，在书坛上的地位是相当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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